地理大发现视角下看俄人佩特林明末使华报告的传播与影响
孔源
[内容摘要] 俄国的佩特林使团出使晚明中国的报告，不仅是17世纪中俄关系的最早文献，也是近代西欧人获取到的关于蒙古高原与内亚交通的较早信息。自17世纪起，这个报告的不同译本在西欧各国相继出现，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了欧洲人对东方观念的建构。佩特林使华报告的传播与影响过程，体现了17世纪以来欧洲人地理知识的扩展和整合。
[关键词] 佩特林报告 17世纪 珀查斯 马契 维森
[作者简介] 孔源，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始于15世纪葡萄牙人对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探索，而欧亚大陆上的地理发现的高潮则在17世纪。17世纪中前期，欧洲各国的传教士、使团和商人已经纷纷到达远东、东南亚、南亚乃至亚洲腹地的西藏。与此同时，欧洲主要国家也相继开始了同中国明朝与清朝的正式经济文化交流，中西交通史上一批重要的人物及其里程碑式的著述都在这个时期都集中出现了。在它们之中，1618年来华，1619年在莫斯科完成其使华报告的俄国西伯利亚哥萨克军人伊万·佩特林及其写的旅行报告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佩特林是地理大发现时代各国探险家中较为不知名的一位。他的生平无人知晓，他的个人档案少之又少，他的使华报告也是他少有的在世界上生活过的印记。然而，这样一位近乎“匿名者”的报告对当时欧洲人地理知识的冲击却有重要意义。佩特林本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淡忘，但是他的著述却在17世纪里在大半个欧洲流传，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人的地理观念。在17世纪之内，佩特林报告就被翻译为包括拉丁文在内的各种语言，进入到印刷术时代的近代知识传播体系，甚至影响到了英国大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等文化名人。
关于佩特林报告在欧洲的传播史，西方学者在二百多年前就已有研究。在俄罗斯科学院工作的德意志人，历史学与民族学家米勒（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的《最初赴华使团》介绍了包括佩特林在内的几个使团情况，初步总结了他所见到的在德法出版的几种佩特林报告译本。这部作品被收录于1760年圣彼得堡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文集》第四卷[①]，全部由德语撰写。20世纪早期，英国人巴德利（John Frederick Baddeley）在《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对佩特林报告的各种西欧译本进行了梳理和评述。1966年，当时在苏联科学院工作的学者杰米多娃（Н.Ф.Демидова）和米亚斯尼科夫（В.С.Мясников）写下了当代佩特林研究的代表作，他们在书中进一步梳理了佩特林文本的在17世纪译介绍流播情况[②]。这样，通过几代人的工作，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佩特林报告在欧洲的流播线路。首先，在17世纪欧洲出版发行的佩特林报告各类译本中，最早的是1625年在英国出版《珀查斯朝圣之书》（以下简称珀查斯本），珀查斯本是一个相对准确和完整的译本。此后西欧各国各类其他译本基本上都以珀查斯本为源头，同时各版本多少可能也参照过俄文本。在17世纪以后的年份里，德文缩译本、拉丁文缩译本、法文译本、瑞典译本相继问世。到了1699年，德国玻色（August Bohse）编译的《欧洲历史上的旅行与奇事》首次收录了佩特林报告的完整德译本，并由著名学者维森作注。佩特林报告的完整荷兰文译本则要等到18世纪方才问世。大体上讲，佩特林报告在明朝灭亡之前的17世纪早期已经基本进入西欧知识界视野，在17—18世纪之交时仍然有后续影响。
除了前代总结的译本外，佩特林报告的整体或部分内容还以全文或引文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文献中。17世纪40年代左右，教士扬·马雷克·马契（Jan Marek Marci）在致《中国图说》的作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信件中为了论证开辟到中国的新道路以及去长城以北布道的可能性，就使用拉丁文转述了佩特林报告的内容。到17世纪中后期，弥尔顿的遗作《莫斯科简史》和维森的巨著《北部与东部鞑靼》中还出现过佩特林报告的整段摘抄。假如将俄国民俗学家萨哈罗夫在1849年出版的《俄罗斯民间传说》（第二部）中收录的，由佩特林报告改写而成的《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出使记》也视为众多异文的一类变体的话，那么，佩特林报告在西欧和俄罗斯的传播历史则要显得更为丰富。
单纯从中俄关系抑或俄蒙关系的史料学上看，佩特林报告的译本和异文的价值是有限的。从翻译史的角度上看，佩特林报告除了较原始的英译本外，其余版本的质量都不高。因此，学界长期以来对佩特林报告各类译文较少关注。英国学者巴德利当年就直言不讳声称“上面列举的各种外文译本都是毫无价值的；珀切斯的英译本虽属例外，也决不是因为其内容可取，而是由于它十分自然地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篇记述会如此迅速地传到英国”[③]。对于佩特林旅行以及早期俄中交往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中的作用，当代中外学者往往也是低估的。时至今日，关于佩特林报告本身的专著除了1966年苏联出版的《在华俄国外交使者》外，少有其它专门性的研究著述。至于佩特林报告的传播与影响的问题，在学界更是少有问津者。但从知识传播与影响的层面看，佩特林报告的种种译本和异文在17世纪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建构和地理扩张中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佩特林使团的探索及其报告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和启发性，也具有高于文本本身的意义。
通过考察多文种的佩特林报告版本，探讨不同译本的语境、编纂特点、时代特征和影响，可以清晰地看出佩特林报告在知识传播上的意义。不同译本的佩特林报告不仅影响了十七世纪的欧洲人的地理观，也体现出了17世纪以来近代欧洲知识界在地理大发现尾声时代的知识心态。
一、佩特林报告在英国的传播
在17世纪中的各类佩特林使华报告译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作为游记汇编，或者是夹杂史料汇编和文献评述的著述中一部分存在的。在它们之中，由英人珀查斯（Samuel Purchas）所编的《珀查斯朝圣者之书》首先将佩特林使华的消息带给了西欧。《珀查斯朝圣者之书》就是典型的从古到今的陆地游记与航海记汇编，这种文献汇编形式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欧各国高度盛行，包括《马可·波罗行纪》在内的大批早期文献和15-17世纪探险家著述正是在这些汇编中得以公之于众。[④]《珀查斯朝圣之书》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哈克卢特遗著》。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本身既是编著家，也是重要的外交官和大臣，同时也是在北美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的“功臣”，珀查斯在哈克卢伊特死后就接手了他的部分遗稿。珀查斯本人则是是英格兰东部本地的教士。受宗教、政治意图和知识来源的影响，《珀查斯朝圣之书》呈现出了一些特定的编写特征，最典型的就是它的宗教色彩和国家本位。四卷本《珀查斯朝圣之书》的前两部是珀查斯自行编辑，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基督教视角下的世界地理，中世纪之前的宗教迁移、传教和古代旅行。后两部则接续了哈克卢伊特生前编纂的《英国民族的海陆旅行记和发现》（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⑤]，把重点放在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英国人的海外探险上。《珀查斯朝圣之书》的卷次也不是完全按照地区或是时代划分，而是在很多情况下英国利益为基本视角。在卷首致威尔士亲王查理（后来的查理一世）的献词中，珀查斯阐明了全书最重要的目的，即彰显英国的开拓之功与荣耀。他写道：
“殿下您也可以从繁芜国事中解放，在这20卷英国人遍及世界的见证和记录中获得休憩和愉悦。英国的战士投向各处战场，而他们国家便蒙福，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商人为着贸易奔赴比他们祖辈听说的更多，自己也无法数清的海岸和岛屿。海员为了探索发现让大海变成津渡，让最广大的大洋变成海峡。而我们高兴地看到殿下您继英勇的兄长之志，开辟新航道，让遥远的西印度接近大不列颠。不仅在英格兰之外有了新的英格兰，王家的苏格兰、爱尔兰和亲王的威尔士也为陛下和子嗣在‘新世界’获取权杖。”[⑥]
斯图亚特王朝存在时间不长，但在英国对外开拓史中也并非无足轻重。比如，查理一世的长兄，前任王储亨利·弗雷德里克（Henry Frederick, Prince of Wales）就曾经拔擢了后来的弗吉尼亚副总督托马斯·戴尔（Thomas Dale），后者为弗吉尼亚的开发做出了大量工作。英国对“西北航道”的探索在斯图亚特时代也有了重要进展。作为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人，珀查斯对于世界区域的划分和“新世界”的概念，已然超越了北美殖民地的范畴：
“说到新世界，我们从“古代人”不知道的中国开始，包括自里海起的亚洲东部和北部所有地区，美洲全部和南方大陆，它们将全部囊括在这个新概念下。这些卷次将从我们的第三部分开始，它们主要来自接续第二部分的近三百年里有关鞑靼地区的作者，还有关于日本、朝鲜、中国的，另外还有英国人对北方和里海的最早发现。这里的北极包括俄罗斯、新地岛、萨摩耶德[⑦]，西伯利亚，弗里斯兰（Frisland），挪威及周边、切利岛[⑧]，格陵兰，Groenland（格陵兰的丹麦语名称）。这就是第三部的内容，并将在第四部中继续，再配上开拓北方和西北航路的新发现。”[⑨]
这里的“新世界”同我们更熟悉的由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创造的，表示西半球或者美洲的概念(Mundus Novus)大不相同。珀查斯心目中的“新世界”涵盖更广，而且交织着真实和想象。弗里斯兰是近代欧洲人假想的北美洲地名，而Greenland和Groenland不过是格陵兰在不同语言中的拼写。这里“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分野，在于它们何时进入英国人的知识世界，为人英国人达到。因此，围绕着“新世界”问题编纂的第四部，其重心即是以英国为主体的开拓史，内中纲目也依照这种视角组织。第四部共分五卷，第三卷以英国人的史料为主体，佩特林报告夹在格陵兰人伊弗尔·博蒂关于格陵兰同西北欧交通的论述和英国人威廉·戈登的伯朝拉航行记之间，而第三卷收录的行纪基本上涉及的都是北冰洋周边的海上交通问题。
那么，在珀查斯心目中，涉及内陆亚洲的佩特林报告同北冰洋航路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对于英国人而言，佩特林报告中关于水路交通的信息可能更为重要。首先，英国之所以较早获取佩特林报告，主要归功于莫斯科公司在英俄交流中的作用。根据苏联学者的文献挖掘和研究，佩特林使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英国人的要求[⑩]。在1617年，这位英国商人约翰·梅利克被詹姆士一世委任为全权代表，向俄方要求获取沿鄂毕河向中国探险的权利。关于梅利克即时获取信息的可能，流传至今的佩特林报告原始文本，除了梅利克可能接触到的佩特林在莫斯科完成的两份报告外[11]，还包括回托波尔斯克沿途中回答各城军政长官的详略不等的报告档案[12]。进入17世纪后，英国人在俄罗斯的路上活动已经受到限制和防范。正如米亚斯尼科夫总结的那样，尽管佩特林使团背后有英国人的商业推动和外交施压，但是，俄国政府“派遣第一支俄国考察团前往中国的意图，是莫斯科政府不想让外国人与东方国家进行过境贸易，也包括经过俄国本土与中国进行贸易”[13]。鉴于从佩特林使华到1621年离开俄罗斯期间，梅利克基本上都在莫斯科活动[14]，他应该是在莫斯科接触到佩特林的两份报告的。
从梅利克的生平来看，他主要的活动和兴趣，还是在探索水路航道上。在佩特林报告正文之后，珀查斯收录了约翰·梅利克1621年的特许状全文，之后又加入了一段个人评述。珀查斯在文中表示引述梅利克专利状的缘起是“为约翰梅利克爵士的高尚慷慨作三重见证”[15]。梅利克专利状的内容可能也给了珀查斯新的启迪。虽然专利状主要针对的是英国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通行和在莫斯科、诺夫哥罗德与普斯科夫的通商权，但特许状中还承诺了一件事：
“如果英国人渴望在霍尔莫戈雷，或者德维纳河上，或者沃洛格达与雅罗斯拉夫尔，或帝国其它城镇卖出他们的货物，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便宜行事。他们可以将货物运到帝国各处，只要价钱谈妥可以雇佣车船和脚夫。”[16]
这里提到的地区基本上还是莫斯科与诺夫哥罗德以北的俄罗斯西北部地带，不过雅罗斯拉夫尔已经进入了伏尔加河流域，而阿尔汉格尔斯克向东航行就是伯朝拉河流域，以及涅涅茨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在近代地图上称为“萨莫耶德”的鄂毕河出海口地区。伏尔加下游是英国人在16世纪末已经了解的里海沿岸，而鄂毕河上游则是佩特林使团前往蒙古各部和明朝的第一站。佩特林报告带来的遥远希望，与梅利克特许状中的潜在机遇恰好呼应上了。这样透过文本组合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对开辟通往鞑靼地区的海上通道的浓厚兴趣和急切渴望。紧接着，在回顾了佩特林与梅利克之后，珀查斯做出了顺理成章的总结。
“但现在是从俄罗斯出发，自萨摩耶德人或鞑靼人等一切野蛮人的海岸启程的时候了，只有我们能够借助野蛮人把我们从那里送到大海上。虽然芬奇、戈登和上一卷提到的人已然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光芒，看到马什师傅已经带来其它指导的时候，我们还将从鄂毕河出海去追求进一步发现。” [17].
这里提到的俄语翻译芬奇（Richard Finch）与海员戈登（William Gourdon）是1614年英国人航行伯朝拉的亲历者，马什师傅（Master Marsh）是1584年发现鄂毕河的英国人。芬奇的航行记收在上一卷中，而马什的报告则安排在佩特林报告之后。这种安排方法表面上看打乱了时序，实际上正有其用意。佩特林报告最后几段谈到了京城外的运河“御河”、中国人同“蛮子”进行海上贸易等有关东北亚水路交通的记载，在英译本基本上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是这些部分可能是英国人利益与兴趣最关切的所在。
这样一来，通过珀查斯的工作，佩特林报告、梅利克的特许状同英国人的早期俄罗斯行纪一起进入了在17世纪前期进入英国人的公众视界，至迟到17世纪50年代时已经进入到大作家弥尔顿的著作中[18]。吸收了《珀查斯朝圣者之书》中佩特林报告英文本的弥尔顿，与哈克卢伊特及珀查斯相似，也是怀着宗教热忱和探索渴望的典型17世纪英国文人。弥尔顿的《莫斯科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and of other lessknown countries, lying eastward of Russia as far as Cathay）第三章《通古斯及其以东直到中国的各国》插入了佩特林报告英译本的缩写。弥尔顿的缩写大幅度删除了英译本中关于亚洲宗教状况叙述，也并没有完整引用英译本中关于水路交通的内容，但弥尔顿对佩特林启发下通往的亚洲的海陆路程仍有其兴趣。弥尔顿在《莫斯科简史》中就提到了“据俄国人称鄂毕河之外有一个海洋，那里如此温暖，水禽在冬季也能像夏季一样栖息”[19]。弥尔顿在晚年完成的代表作《失乐园》中，也使关注了欧亚大陆腹地的新地名。在《失乐园》第十章中，犯罪的亚当被天使带领，预先观看基督降临以后人间万国与他们的君主，其中就包括城墙下汗八里城居住的契丹大汗[20]。在长诗之中，这部分预示着基督降临后世界历史的新篇，因此罗列的几乎都是地理发现之后西欧人所知道的地名，对“契丹”[21]、中国[22]、莫斯科国、波斯与印度的描述在这里同时出现。这段描写既是清教徒救赎史观的提现，也嵌入了弥尔顿本人对佩特林报告所带来新的地理知识的兴奋之情。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海上的探索速度要高于陆地，尤其是对于尚无足够陆权的英国。1577年到1580年，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环球航行。1610年亨利哈德逊到达北冰洋哈德逊湾。17世纪前半期，荷兰探险家塔斯曼等探索了大洋洲和澳大利亚周边海域。与此同时，俄国人从乌拉尔山出发彻底推进到了今日俄罗斯太平洋与北冰洋沿岸。1649年时，俄国人甚至已经在在欧亚大陆东端的楚科奇半岛已经建立了阿纳德尔城塞[23]。虽然此时白令海峡还没有被正式发现，但是，英国和俄国两方面的信息已经足以支持佩特林报告中从欧亚大陆腹地和北方海洋两个方向想到达中国的信念。总之，尽管佩特林报告的英译本从梅利克、珀查斯到弥尔顿的详细传播过程尚待考察，但是，它的传播和接受无疑则得益于17世纪英国从知识上的向外扩展，体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英国人探索未知世界的雄心。
二、佩特林报告在中欧拉丁语知识界的传播
在法兰克福，著名出版商西奥多·德弗里（Theodor de Bry）家族在1628年相继刊印了佩特林报告的德文版[24]与拉丁文版[25]，二者均为缩译。按照巴德利的研究，这个拉丁文译本是1628年德译本的二次翻译[26]，而这个德译本的源头比较可能是珀查斯的英译本[27]。从文本内容和旁注中分段标题来看，二者基本是一致的。西奥多·德弗里家族在1628年时已经开始衰落，当时主要负责刊印东方行纪的威廉·菲策尔（Wilhlem Fitzer）开始使用较廉价的纸张与旧铜版，所收文本也多以缩写、缩译为主[28]。因此，在17世纪主要的佩特林报告译本中，法兰克福出版的德文缩译本与拉丁文缩译本是删削最严重的，其中几乎完全省略的部分包括从阿尔泰山到河套沿途各部情况，以及明朝京城的情况。1628年德译本及拉丁文译本保留下来的的主要内容包括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状况、对长城的基本描述，从库库河屯到京城见沿途城镇，以及明朝的海上贸易的简要描写。这个拉丁文缩译本中的某些文字甚至既不见于或现存俄文本或珀查斯英译本，也不同于和它关系最近的1628年德译本。譬如，拉丁文译本中谈到喇嘛相当于欧洲的僧侣时，文本中就加了一句“但更像希腊式的而非拉丁式的”[29]，在佩特林报告的原始文本和其它译本中并没有同样的叙述。从这里看来，从德文缩译本进入拉丁文缩译本时可能经过了有一定宗教与地理知识的人的改写转译。
到1628年时，不仅欧洲各地民族语言写作进一步盛行，西奥多·德弗里家族的鼎盛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被忽视的拉丁文本仍然有知识传播意义，因为拉丁文在知识界的地位此时仍然存在，至少它在中欧的教士中还是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布拉格档案馆保存的扬·马雷克·马契与基歇尔的几封通信就为我们展现了佩特林报告拉丁文本在中欧的接受与影响。在1643年9月19日写给基歇尔的信件中，马契第一次提到了佩特林报告。在这封信中，和基歇尔同样对埃及、中国等古代文明兴趣浓厚的马契谈到了从印度以外渠道到达中国的可能性。考虑17世纪德弗里家族出版物在法德各国的重要影响以及佩特林报告可能没有其余的拉丁文译本，马契引述的拉丁文文本主要来源可能就是西奥多·德弗里家族1628年的这个刊行本。马契在他的转述中这样说：
“在1620年，叫做伊瓦斯科·佩特林努斯的著名的俄罗斯人在莫斯科的托诺城堡奉大公命令：在40日内到达中国的蒙古与契丹周边地区……。”[30]
西欧传教士对中国的热情除了宗教层面以外，实际上也是有试图了解非基督教文明国家的层面。马契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十分广泛，当时致力于探索亚马逊河的阿库尼亚神父同马契就有即时的信件往来。马契的其它信件中也阐述了他对于远东的兴趣。在另外的信件里，马契也曾让基歇尔寄给他金尼阁的中国史[31]。在二人1643年11月的通信中，马契提出向基歇尔报告佩特林的旅程，他则请求对方提供不久前在俄罗斯（信中称莫斯科与萨尔马提亚[32]）及在远东（信中称中国、日本和摩鹿加）分别观测到日食的一手信息[33]。信中提到的信息交换无疑都是有地理学意义的，佩特林之行自然不必说，日食详情则可以用来测算经度，从而验证佩特林从俄罗斯到中国之行的可信程度。随即，马契在信对东西交通做出了大胆的猜想：
“我对发现亚尼安海峡[34]之旅也满怀热望，如果这个海洋能够通航的话。我为那些首航日本的荷兰人能够免税而惊奇，他们在那里有很大的自由。威尼斯人波罗呈述的，看起来位于地极之外的大地是可疑的，因为驶向中国海岸的话那里并没有冰，在真福沙勿略神父的书信中我读到了那个叫做天竺的极富国度，在北方遥远之处。信中说那里文学繁荣，中国人、鞑靼人和日本人矜夸的律法与获得的其它学问都源自此处。实际上，存在于地极之下的国度和普林尼说过的福岛相符，或者说美洲北部海岸附近。也许墨西哥人源自此处，他们是足够文明的人群。我将试着通过我更熟悉的数学家们去鼓动那些统治海洋者去探索。我相信, 这条如此之短的航线开通后，极大的利益将由此进入我们德国：荷兰人也将不再无对手，因为对财富的希望会引来更多的人。” [35]
马契的猜想综合了当时不同人的知识。尽管在这一段中没有直接引述佩特林，但是，佩特报告的内容还是影响到了他的猜测。佩特林报告中多次提及过蒙古和中亚同中原王朝以东的海洋有着联系。比如，佩特林报告中说道布哈拉一带的中亚统治者“该国另一边界直达大海”[36]，中国人从长城以外获取的马匹“从中国运往大海对岸的蛮子那里”[37]，以及他在报告最后所转述的一位西伯利亚当地民族居民的话。那个人说从鄂毕河经过不同的水路可以到达不知名的某条河流，河上通行巨大的商船，而且“中国靠着那条河，离我们很近”[38]。这些表达在马契最有可能读到的拉丁文缩写本有所删减，但对于中亚统治者势力范围“布哈拉直到大海”的传说，鄂毕河通航中国的可能性，以及蒙古和中亚通过明朝境内的水路交通开展海运转口贸易的说法，在1628年拉丁文缩译本中依然保留[39]。另外，考虑到1628年印行佩特林报告拉丁文本的菲策尔原本是入赘到西奥多·德弗里家族的英国人[40]，他也有很大可能为把珀查斯较为完整的英译本带入德国，因此马契并非没有读到更完整佩特林报告译本的可能。马契对马可·波罗的质疑也和他对佩特林的采信有关。《马可·波罗行纪》的几处地方提到了鞑靼地区以北充满了冰雪。1485年拉丁文版《马可·波罗行纪》的第3卷第48章[41]便以《邻近泥泞和冰雪、难以到达的另一个地区》”De regione alia ad quam propter lutum & glaciem difficilis putet accessius”为标题[42]。然而，佩特林报告却丝毫没有说到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寒冷，在描述中国人同海上“蛮子”通航的时候也没有说过黄海、渤海以北的封冻现象。显然马契在这一方面采信的是佩特林而非马可·波罗行纪。同时，佩特林笔下欧亚大陆内部和太平洋的水路交通在马契的年代里也有其它的相关证据。譬如信件中所说的“荷兰人”，无疑是以航行日本平户岛的史毕克与《东印度航海记》的作者邦特库最为出名，他们是17世纪最早了解到东亚海岸的欧洲人之一。信件提到的沙勿略和他关于“天竺”的信息则是这位神父动身去日本前，在东南亚听一个叫作弥次郎（Anjiro）的逃犯见转述的。在1549年1月1日给教友的通信里，沙勿略复述这个关于“天竺”和“释迦”的故事，信中说“天竺”位于“中国之外的西方”而非北方。[43]马契在自行结合了佩特林、沙勿略与荷兰航海家等人正确与错误的信息后，又进一步展开想象，将传说中的极北之地、近代欧洲人了解的北美洲和东南亚，与传说中的“天竺”联想到一起，认为它们与新大陆或者古代人传说福岛或许同处一地。这几条知识彼此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大直接关系，它们有的是同时代人的实际知识，有的是在转述中可能还发生了误读，而马契却将它们同时吸收。
从马契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7世纪上半期欧洲人地理知识的迅速增长的背景下，身处欧洲内陆腹地布拉格的人也会和英国、荷兰这些国家的商人一样充满探索的热望。在这个时期，欧亚大陆的北冰洋沿岸地区与北美洲大体上已为人所知，亚洲与美洲之间存在一条海峡的假说基本被制图学家接受，长城以内中原地区的信息也通过来华传教士传递到欧洲。这些关于北半球的地理状况的知识已经能够反映在世界地图上，欧洲人急于求证的，是他们彼此是否能够联通，而佩特林能够为这种假设提供佐证。佩特林的补充情报能够被接受，不仅是它传达了陆路交通可行的信号，也是因为报告中的信息和当时人们的远景能够契合：自欧洲有可能经过北极，环航亚洲大陆东部海岸到达已知的明朝。
清朝入关之后，马契仍然没有失去佩特林给他带来的信息。1646年3月10同基歇尔的通信中，马契提到了关于中国明清易代的近事，并试图从上帝意旨方面理解。
“如今鞑靼人以数千人的部队攻打中国，并占领了北京（Paquin）……谁能说神不是意愿如此，以此方式在北方为更多人打开通向神圣的福音的大门呢。” [44]
在1647年8月15日通信中，马契进一步显示出了对于建立同“鞑靼”国王的关系以及在鞑靼地区建立教会的乐观心态。
“我明白中国的北京被鞑靼人占领了：修会中某一位神父[45]居于鞑靼君主之处，但愿以此为契机传教事业在这些区域能成功！” [46]
众所周知，在17世纪之前的语境中，长城以北的蒙古各部和新近崛起的满洲往往被欧洲人称为鞑靼，明清易代之际的传教士著述就往往称鞑靼人统治了中国。把佩特林使团在“鞑靼”地区行动的顺利和北京城的新主人“鞑靼”皇帝联系在一起，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通往亚洲交通比以往想象的更加容易的印象。马契后两封信件中的乐观似乎也是源于这里。另外，17世纪德国对东方的了解程度较之大西洋与地中海沿岸各国尚不足。即使是佩特林报告的缩译本，对于德意志人来说或许依然是足够新鲜有趣的事物。明清易代之后，马契等人继续保持的对中西交通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佩特林知识的启示。
从另一个角度讲，欧洲宗教界人士对佩特林报告的重视与信任也是16-17世纪之交的时代背景相关。在1578年，陷入第二次波土战争的萨法维王朝困境重重，波斯人在欧洲与中国间的交通优势渐渐消逝。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东北亚，16-17世纪之间则出现了连续的政权动荡。1592-1598年间发生了日本大举侵朝（即史书中“壬辰倭乱”）；1600年丰臣秀吉旧部和德川家康矛盾彻底爆发，其后小西行长、有马晴信等信仰天主教的领主相继被整肃；1636-1637年的朝鲜半岛遭到清军大规模征讨。朝鲜王国至此开始长期以单向接受中国文化为主；而德川幕府建立后进一步限制基督信仰的日本人，则在1637岛原起义后彻底禁绝天主教。加上1633年至1639年间日本颁布了几次锁国令，在17世纪上半期的背景下，基于宗教传播的东西交流在远东的日本和朝鲜等地已经大大受限了。1644年明清易代后清朝和南明的征伐，又使得原本基督教发展最快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带变得局势无定。这一时期由俄罗斯到中国的陆地通道，恰恰是在乱局中较为稳定的地带。；另外，在明清易代之际，滞留清朝控制区域许多传教士选择了观望和留下，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对基督教也并没有表现出过度敌意。至少到1664年开始的熙朝历狱之前，传教士在中国的境遇是较好的，这方面的状况恰好和严厉禁教的日本形成对照。从卫匡国、帕莱福等作者在1644年后的著述和相关通信中能看出，欧洲传教士对于改朝换代后的中国还是抱有期望的。这也就不难理解马契在1644年后的乐观的态度。马契等人在明清易代后对佩特林报告中东西交通信息的继续期待，除了源于当时清廷较为开放的基督教政策外，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变化也是促使他继续放眼于佩特林报告中有关欧亚大陆内部消息的原因。
三、17世纪末期及18世纪西欧与俄罗斯对佩特林报告再度理解
到17世纪后半期，地理大发现时代已经走入尾声，而此时欧洲人有关中国情况的一手著述较之晚明时代也已经大幅增长。但是，在知识更新换代的背景下，佩特林报告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新的译本与衍生的异文还在产生，对它的研究和解释仍然有新的发端。1699年，笔名塔兰德尔的德国学者玻色[47]（Bohse）将法国人德·科伦比尔（Jordan de Colombier）的《欧洲历史上的旅行》编译为德文出版，并在第八卷末尾增添了两则史料附录，其中之一就是佩特林报告。这是在1628年德文缩译本出版后，第一部有较强学术价值的完整的佩特林报告德译本。玻色刊出的这篇德文版本的佩特林报告包括了维森的注。玻色的德译本的一些地名和人名变异较大，有可能不止经过一道转译。米亚斯尼科夫根据德文文本中的某些特定讹误，分析出它至少可能参考了俄文本和英文本[48]。
玻色在前言中则称这个译本来自某个荷兰文抄本，经过法国东方学家麦基洗德·泰弗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校对，并由维森（Nicolas Witsen）作注[49]。目前存世最早的佩特林报告荷兰语译本，是范德阿(Pieter Vander Aa)1707年所编纂《东印度及西印度海陆旅行中最值得记存者的准确汇编》第26卷中收录的佩特林报告。范德阿版本的内容和结构同玻色本约略相似，但其中的专有名词较之玻色版同俄文原本更接近，文后还有一个简短的词汇表解释专有名词意义。显然，我们很难说到底是泰弗诺所言不实，还是维森可能有一个目前难得一见的较早的荷兰文佩特林报告译本。维森声称所引佩特林报告的来源来自某斯拉夫旅行者的“未刊印文本”[50]。但从维森1692年所发表《北部与东部鞑靼》一书中来看，它其中并没有刊登佩特林报告全部译文，只是在几处地方引用了节译。比如，第208-209页里,维森引述了所谓布哈拉到中国之间三个国度的名称，黄蒙古人、黑蒙古人与布哈拉和中国长城之关系的叙述，而这些内容是佩特林报告中最为失真、史料价值有限的部分[51]。 第212页照搬了佩特林报告中所言从和托辉特部到土默特沿途的蒙古部落首领名称[52]，第260页中则复述了佩特林报告中关于张家口等沿途城市的信息。同时，来自几十年后巴伊科夫使团使华报告的内容在这里又和来自佩特林报告的内容混合在一起[53]。另外从维森对佩特林引用的内容来看，对于归化城土默特的情况等佩特林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他并没有太多提及。因此，维森在写作《北部与东部鞑靼》究竟对佩特林报告掌握或者理解到了何种程度，可能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
不过，1699年维森为玻色的佩特林报告德译本所作注释还是颇有知识学意义，也较之他在《北部与东部鞑靼》中的对佩特林报告的摘引更能体现他的学养和观念。维森威玻色译本的注释有些纠正了译本中的讹误，如玻色译文中称鄂毕河上游有个大湖名叫“Ozera”，而维森作的注则指出Ozera其实就是来自俄语中的“湖”这个词的变格写法，并非是专有地名；有的是关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蒙古的一些知识，有的是一些专有概念在俄文中的语境进行了解释。另外，文献中还有一些个人的推定，而这些推定部分更值得注意。例如，已经了解到东北亚知识的维森试图将佩特林报告中提及的海上来的“蛮子”解释为日本人[54]，同时把“蒙古的疆域从布哈拉直到大海”一句作注称“我理解为冰海（Mare Glaciale，北冰洋旧称）”[55]。
对佩特林报告的过度阐释是普遍的现象。众所周知，佩特林本人的报告从来没有用鞑靼人指代过蒙古人或者女真人。然而，佩特林报告的流传却使得欧洲人根据佩特林的描述在近代制造出了一个庞大的“鞑靼”概念。在佩特林使华后的17世纪中前期，欧洲人不论是否了解到佩特林，都开始纷纷试图重新定义“鞑靼”概念，珀查斯在英译佩特林报告的旁注中，提出了“蒙古即东部鞑靼”的观点[56]。前述马契在通信中将清军入关称为鞑靼人占领北京，也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对“鞑靼”概念重新界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卫匡国。他在1655年版《中国新图》的文字解释中重新阐释了“东部鞑靼”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新近崛起的女真[57]。在1654年出版的《鞑靼战纪》中，卫匡国则明确给出了覆盖了黑海草原到东北亚、包括明代“四夷”大部分在内亚洲内陆区域的广义“鞑靼”概念。《鞑靼战纪》中这样写道：
“在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西部鞑靼，也包括我们欧洲至今不知的东部鞑靼，其中有撒马儿罕[58]，唐古[59]，女真及奴儿干等地。从小鞑靼地方[60]，喀什噶尔到日本东海上，有一条亚尼安海峡把亚洲和美洲的既未蜡[61]分开” [62]。
卫匡国的观点也可能是中国人影响，毕竟元代以后中国老百姓还是习惯于把北方各族称称为“鞑子”之类，清代问世的《说岳全传》就称金兵作“鞑子”。不过作为和官员接触更多的传教士，他从官方口吻中更多听到的应该还是“夷”“虏”的用法。另外，未曾到达中国，活动时代基本在清朝入关后的维森所著《北部与东部鞑靼》从概念到叙述范围也涵盖了卫匡国讨论过的东北亚北部，这种知识传统使得维森对佩特林做出了别样的解释。从与彼得大帝有良好关系的维森到熟悉西欧文化的卡拉姆津之间的知识传递并不会十分困难。1644年明清易代后，欧洲人并没有失去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相反，入主中原的大清政权对外界的信息有着浓厚的兴趣，俄罗斯与荷兰等国迅速和年轻的新王朝建立了往来，而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们也开始涉足到中原以外的世界。另外，在17世纪初期的俄文材料中，“鞑靼”已经和明朝无关，这时的鞑靼已经明确指代原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治下操突厥语族语言，信仰以伊斯兰教为主的族群，对于蒙古各部，俄罗斯人则是把他们分成西部的“卡尔梅克”和东部的“蒙古”。在佩特林的俄国使华报告中，鞑靼的概念也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但不管怎么说，习惯了“鞑靼”概念的西欧人更愿意让佩特林报告服务他们的知识系统。正因为欧洲人关于“鞑靼”腹地知识的长期缺乏和他们在17世纪了解到的“鞑靼”东部地带的新知识能够并存，佩特林报告在这个时期里才不仅没有淡出知识传播系统，而且还在新知识的参杂下有了与此前不同的解释空间。
和西欧人不谋而合，到了18世纪以后，佩特林报告在俄罗斯本土也衍生出了一种专为适应某种需要的异文。异文的内容和佩特林报告基本一致，不过其中的主人公变成了亚雷切夫和彼得罗夫两个人，时代也被改写为伊凡四世在位的1567年。至少在1821年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俄国史》第九卷出版之时，这个传说已经被开始被知识分子接受。作为严肃历史学家的卡拉姆津不仅采信了彼得罗夫与亚雷切夫东使的真实性，而且相信“二人向君主呈献了对贝加尔湖到高丽海之间地方的描述”[63]。众所周知，不论是佩特林报告本身，还是1849年载于《俄罗斯民间传说》第二卷的《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出使记》最早印刷版本[64]，都没有直接提到亚雷切夫二人贝加尔湖以东旅行到东北亚海岸的情况。卡拉姆津写作俄国史的时间要早于《俄罗斯民间传说》第二卷出版，而在《俄罗斯民间传说》问世之前西欧人更不熟悉所谓的亚雷切夫故事，那么卡拉姆津的想象力是自发而生，抑或有其他知识来源的参照呢？卡拉姆津又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亚雷切夫传说，所谓的亚雷切夫报告是否曾经存在过某种异文，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卡拉姆津本人的心态是可以揣测的。卡拉姆津曾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否认佩特林使团的真实性，但对于仅仅存在于传说中的1567年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使团的真实性，卡氏却在其所撰《俄罗斯国家史》）中表示深信不疑。1567年时，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虽然已经覆灭，俄罗斯人仍然在乌拉尔山一线做攻取西伯利亚汗国的艰苦努力。卡氏此时宣称俄罗斯人此时已经探索了中亚、新疆、蒙古、中原直到日本海的疆域，此举不能不说没有为祖先扩张增加合法性的意图。在维森与卡拉姆津殊途同归的阐释中，体现的都是地理大发现时代后空前强大的欧洲人用历史来解释现实的心态。他们或是利用佩特林报告证明早先形成的地理观念定势，或者是为现实的政治进一步服务。
结语
17世纪的欧洲的“佩特林热”是基于地理大发现和大危机时代的双重背景。地理大发现时代不仅是地理区域的发现，也是对未知世界的去魅，知识和物质的直接碰撞赋予了不同地方的人们一个全新的世界概念。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世界概念都得以相应扩展。佩特林报告从俄国流传到英国，再分别传播到西欧、中欧各国，这个过程带给欧洲最大的改变是地理观念上的。对于17世纪的欧洲，佩特林报告的启示性意义是最重要的。
也正是在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下，欧洲各国才会对佩特林报告如此热衷。最初推动佩特林使团出使的动力之一就是在海上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英国人，17世纪中期对佩特林报告满怀热情的则是使用拉丁语的知识界和宗教界。地理大发现不仅是一个知识扩展的时代，也是陆权和海权重新分配的关键时间，促成佩特林使团东行的因素除了西欧人的海上地理发现外，更重要的则是俄罗斯在17世纪初期向东方的飞速扩张。海权的代表英国和陆权的代表俄罗斯在大发现时代上共同促成了这次出使。作为普通军人的佩特林有其偶然性，而这样的报告在地理大发现后期的出现则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18世纪之后对于佩特林的各类阐释也是地理大发现时代自身转变的结果。17世纪上半期里，哈得孙与巴芬等人探索了北冰洋，史毕克等人探索了远东海域，塔斯曼探索了南太平洋。在这个海洋知识增长最为迅速的时代，佩特林报告最振奋人心的地方并不是他关于蒙古高原状况和长城沿线的描述，而是他提到的从欧亚大陆中部通往中国沿海水路交通的可能性，这也是珀查斯、弥尔顿到马契等人对这方面信息格外重视的原因。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巴伊科夫以来的俄国使者陆续从陆路进入中原，以及效力清朝的传教士们多次北行塞外，更兼中俄两国围绕蒙古高原和黑龙江流域的交锋成为欧亚大陆地缘的重点，新一代人们对佩特林报告的阐释重点也就发生了变化。另外，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知识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佩特林报告因为文本本身精确度有限，加之他描述的历史背景正是蒙古高原全面动荡和明清易代前夕，这份报告不可避免地就会很快就被新的知识的替代。但这份独一无二的著述恰恰在合适的时机填补了西方人对欧亚大陆内部的知识空白，契合了近代西欧人和俄国人对东方的热望。它在欧洲人的期望中面世，又带回了欧洲人所需要看到的结果。因此即使当它作为直接的知识来源被取代的时候，作为体现欧洲人文化心态的“当代神话”而存在的佩特林报告仍然不失其市场。
总之，佩特林报告在欧洲的旅行，也是17-18世纪欧洲人远东探索史的体现。佩特林报告的传播史，某种程度上也是近代欧洲人东方探险的心态和关注点的一面镜子。
Report of Russian Cossack Petlin’s envoy to China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transmission through Europe in the late Age of Discovery
Kong Yua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van Petlin was not only the first Russian envoy arrived China, But also the first European traveller went to China through Mongolian Plateau since Yuan Dynasty collapsed. Report of Petlin Mission is not only the earliest representative of 17th century’s Sino-Russian Relation, but also among earliest knowledge acquired by Western Europeans about inner Asia and Northern China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since 17th century,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Petlin’s report appeared one by one, which affected greatly on construction of “the Oriental”. Transmission and influence of that report all showed how Europeans expanded and combined their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17th century.
[Keywords] Report of Petlin’s envoy to China, 17th century, Samuel Purchas, Jan Marek Marci, Nicolas Witsen
[①]‘Von den ersten Reisen, die von Russen nach China geschehen sind. ‘, Sammlung rußischer Geschichte: Band IV,Sechstes Stück.St.Petersburg,1760, S.12
[②] 俄文书名Н.Ф.Демидова, В.С.Мясников,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Роспись" И. Петлина и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Ф. И. Байкова), М. Наука. 1966.，中译本为[俄] 娜•费•杰米多娃，弗•斯•米亚斯尼科夫著；黄玫译《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此后文中提及本书时均用中文译名。
[③] [英]巴德利著：《俄国·蒙古·中国》，，吴持哲、 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文版，第1032页。
[④] 对于相关史料的评述，可参见Geoffrey C. Gunn.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 to 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25-30以及Donald F. Lach,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8. pp.41-42.
[⑤] 17世纪英语的正字法与今日不同，括号中前半部分给出的即原题名。
[⑥] S. Purchas. Hakluyte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vol. I, London, 1625, (page unnumbered).
[⑦] 近代俄罗斯人和西欧人对鄂毕下游地区及当地各少数民族的贬称，今已废止使用。
[⑨] S. Purchas, Hakluyte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vol. I, London, 1625, (page unnumbered).
[⑩]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第10-17页。
[11] 珀查斯朝圣之书的版本大致和细节丰富的1号版本对应，但说到布哈拉与蒙古之间第三个国王“铁王”的时候，其名称在英文版中使用的是与2号版本对应的(Zellezney )，而非１号文本中对应的Temur。
[12]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厦门大学外文系、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等译：《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第120-127页。
[13]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第17页。
[14] G.M.Phipps. Sir John Merrick: English Merchant-Diploma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Russia.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1983. p. 147-164
[15] S. Purchas, Hakluyte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vol. III, London, 1625, p.802.
[16] S. Purchas, Hakluyte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vol. III, London, 1625, p.803.
[17] S. Purchas, Hakluyte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vol. III, London, 1625, p.804
[18] 《莫斯科简史》是在弥尔顿逝世后的1682年出版的。
[19] J. Milton, 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and of other less known countries, lying eastward of Russia as far as Cathay, London, 1682. P.36.
[20] J. Milton. Paradise Lost.London.1667.Book X,line 387-390.page unnumbered.
[21] 从《马可·波罗行纪》写成后到17世纪，西欧人对中国北部的习惯性称呼，这个概念同俄语中通称中国的Китай不同。
[22] 在15-17世纪欧洲人心目中，“中国”主要指长城以内的重要地区。
[23] Под ред. Дикова, Н. Н.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Чукотк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74. стр. 81—82.
[24] Wilhlem Fitzer.Der dreyzehende Theil der Orientalischen Indien. Franckfurt am Mayn,1628.S.171
[25] Wilhelm Fizzer, Historiarum Orientalis Indie, Francofurti. 1628. p.189.
[26] [英]巴德利著，吴持哲、 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文版，第1031页。
[27] 阿巴坎和奇木奇克在英译本中分别写作Bakanna和Kinchike，而1628年德译本中阿巴坎写作Bacana，奇木奇克写作Kinchik，变音形式与此处类似。
[28] Michiel van Groesen.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verseas world in the De Bry collection of Voyages(1590-1634).Brill,2008.pp.100-101.
[29] Wilhelm Fizzer, Historiarum Orientalis Indie, Francofurti. 1628. p.190.
[31] J.Fletcher.‘Johann Marcus Marci writes to Athanasius Kircher’, Janus, 59 (1972), p.116.
[32] 近代波兰等国对黑海以北至里海间草原地带的习惯称呼
[34] 在白令海峡正式发现前，近代欧洲人假想的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海峡名称，此名最早见于1506年瓦尔德泽米勒出版的“宇宙全图”（Universalis Cosmographia）。
[36]《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第51页。
[37]《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第57页。
[38]《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第62页。
[39] Wilhelm Fizzer, Historiarum Orientalis Indie, Francofurti. 1628. pp.190-191.
[40] Michiel van Groesen.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verseas world in the De Bry collection of Voyages(1590-1634).Brill,2008. pp.98-101.
[41]本章内容不见于剌木学本，载于巴黎地理学会本与颇节本216章，沙海昂注释本及依照沙本的冯承钧汉译《马克·波罗行纪》第212章
[42]Marci Pauli de Venetiis, de consuetudinibus et conditionibus Orientalium regionum.1485.p164-165.
[43]G. B. Ramusio, 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 Volume Primo, Venetia, 1613.p.373.
[45] 据John Fletcher的研究，“这位神父”很可能指的是和基歇尔有通信往来的汤若望，参见J.Fletcher.‘Johann Marcus Marci writes to Athanasius Kircher’, Janus, 59 (1972), p.116
[47] 为方便起见，此作者译名同《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2010年中文版保持一致。
[48]《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第34-35页。
[49] Talander, Der Curieusen und Historischen Reisen durch Europa..., t. 2, Leipzig, 1699, S.721.
[50] N. С. Witsen, Noord en Oost Tartarye, Amsterdam, 1692.pp.208-209.
[51] N. С. Witsen, Noord en Oost learye, Amsterdam, 1692.pp.208-209.
[52] N. С. Witsen, Noord en Oost learye, Amsterdam, 1692.p.212.
[53] N. С. Witsen, Noord en Oost Tartarye, Amsterdam, 1692.p.260.
[54] Talander, Der Curieusen und Historischen Reisen durch Europa..., t. 2, Leipzig, 1699, S.746.
[55] Talander, Der Curieusen und Historischen Reisen durch Europa..., t. 2, Leipzig, 1699, S.725.
[56] S. Purchas, Hakluyte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vol. III, London, 1625, p 799.
[57] Martini, M.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1655.p.18.
[58] 何译中推定此名可能是撒马尔罕。鉴于《中国新图》明确了Samahania的信息，可以确定此名就是指撒马尔罕。
[59] 即明代河湟洮岷地区称为“西番诸卫”的蒙古族、藏族部落，明人又称唐兀，卫匡国在《中国新图》中使用的对等概念是Sifan西番。
[60] 即克里木汗国及黑海、亚速海周边地区，（参见Hofmann, Johann Jacob. Lexicon Universale.T.4. Leiden, 1698. p.354.）
[61] 1540年由西班牙探险家德科罗纳多命名，大体指今日美国西南部，艾儒略《职方外记》作既未蜡。
[62] Martini, M.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verpiae, 1654, p.20. 中译见(西班牙)帕莱福等著，《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中文版，第343页。
[63] Н. М. Карамзин.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 IX, СПб., 1821, стр. 374.
[64] Сахаров И.П. Сказ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2. СПб. 1849. стр. 183-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