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藏吐鲁番文献知见录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敦煌文献的流传和收藏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对于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流散史，却还远远没有全面清晰的把握。这一方面是因为吐鲁番文献的散出情形远较敦煌复杂，在敦煌藏经洞开启之前，吐鲁番各个遗址的出土文献就已经开始流传开来；另一方面敦煌文献主要来自藏经洞，后来才有北区出土的文书，而吐鲁番文献则来自盆地多处遗址，有城址，也有千佛洞，文献比较零碎，而且大多数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被挖宝人和盗宝者攫取、贩卖或掠夺而流落他方。因此，对于流散的吐鲁番文献的调查，要比敦煌文献的追踪困难得多。此外，一些原本是属于同一探险队的收集品，如所谓大谷文书、德国吐鲁番收集品，由于资金、战争等原因，造成再次分散，一些藏品流落出来，形成更小的收集品。笔者多年来一直追踪调查海内外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在敦煌文献的收藏情况比较清晰之后，更多地注意到吐鲁番文献的收藏情况，特别是一些小的收藏。本文所说的“散藏”，就是指比较集中而且数量较多的收集品之外的藏品。这里所说的比较集中的藏品，是指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文书、德国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分馆所藏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品、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黄文弼文书、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探险队所获文书，以及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地区博物馆所藏解放后出土吐鲁番文献等等。本文集中报告有关中国所藏吐鲁番文献小规模收集品的调查情况。随着近二三十年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进步，笔者调查中的许多文书已经有专家做了相关的专题研究，这些研究论著从专业的角度提示了文书的价值，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调查内涵。我们相信，这些散藏文书的重新汇聚，必将有助于今后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并为更广阔领域的学者提供有价值的文献信息。
以下为便于核查，依据收藏单位或个人的汉语拼音顺序加以论述。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
与敦煌文书相比，北大图书馆所藏吐鲁番文书不多，只有两种，但价值却很高。
一种是《北凉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赀簿》的草稿。这种《赀簿》是在每户户主的名下，先登录上一次和本次造《赀簿》之间没有发生转移的田地类型和数量，再登录产权转移的土地情况，所登记的每一块土地都详细标注田地所在的位置、田地类型和具体数量。这是现存高昌郡时期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北大图书馆所藏两件残片，一为鞋面，一为鞋底，均正背书写，另有题签云：“晋人书西陲田赋残莂，新城王氏旧藏，吐鲁番出土。荔秋属，北溟题。”可知是吐鲁番出土文书，原为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收藏，后归“荔秋”，严北溟题署。从文书剪成纸鞋的样子推测，当是来自吐鲁番地区的古代墓葬。
这一珍贵的文书，过去只有宿白先生在内部发行的教材中做过简单介绍。朱雷先生慧眼独具，根据这一线索，早在1980年就探访北大图书馆，并考释发表，正确地判定其为《北凉赀簿》，对于此文书价值的彰显，贡献最多[1]。此后，町田隆吉、关尾史郎诸氏在朱雷先生论文基础上，又有校订和阐发[2]。经过朱雷先生等的整理，这件文书成为研究北凉时期高昌社会经济的基本史料，相关研究也有不少[3]。目前，这一珍贵文书已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新编D214号[4]。
北大图书馆藏第二种吐鲁番文书，是《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背面为《礼忏文》，现断为三残片。1988年，笔者因执《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编辑之役，从张玉范女史《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一文得知这件文书的存在，承其好意，抄录了户籍及背面文字，据户籍登记特征，初步判定为西州户籍。1990年发表的张玉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著录了这三件户籍残片[5]。同年，笔者应池田温先生之邀，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演，据该文书背面的《礼忏文》复原三残片的接合关系，并据纸缝的记载和文书特征，判定为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籍。随后得见史树青先生重刊周肇祥编《艺林旬刊》，方知早在1929年7月1日，这三个断片已经刊布在该刊第55期[6]。更为惊喜的是，1928年10月11日出版的该刊第29期[7]，还发表了同组文书另一片，可以与北大残片缀合，而且纸缝上书写着“天山县南平乡”。至此，可以将四残片全部缀合，并据纸缝文字定名为“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笔者因此撰文考释，指出此户籍不论作为天山县南平乡籍，还是作为开元二十九年籍，在唐朝户籍研究上都有重要的价值[8]。后来带学生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发现《艺林旬刊》第29期所刊残片，竟赫然在目。1928年时，这些残片属于赵星缘所藏，跋文称“清季出土鲁番胜金口废城”，确定是吐鲁番文书。后来残片分别入藏北大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者现编为D205号，图版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9]；后者刊布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10]。这一结果，也为山本达郎等所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补编》所接受[11]。
此外，北大图书馆还藏有一些回鹘文残片，应当也有吐鲁番出土物。
二、重庆博物馆
重庆博物馆藏有两卷吐鲁番出土写经，其一为梁玉书旧藏，上有王树枏庚戌（1910）十二月十七日《题高昌所得唐人写经残卷》诗[12]。另一卷为杨增新旧藏。两卷有杨铭《杨增新等所藏两件吐鲁番敦煌写经》的介绍[13]，并著录于《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题录》中[14]。
三、冯国瑞旧藏
冯国瑞先生字仲翔，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多年在甘肃工作，为陇上著名学者，也富于收藏。其曾收藏有《唐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唐天宝八载交河郡柳中县常平正仓请裁欠粮牒》，以及六朝唐人写经若干种，但原件今不知所在。笔者曾有缘获见《唐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的照片，并出示给池田温先生，希望能从日本找到原本线索。池田先生据照片对该文书及相关材料做了考释[15]。笔者其时执《敦煌吐鲁番研究》编辑之役，因请陈国灿先生审阅池田先生文。陈先生在该文《读后记》中，过录了甘肃省图书馆所藏1958年冯国瑞关于此文书的部分跋语，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16]。冯氏关于开元十三年残牒和《唐天宝八载交河郡柳中县常平正仓请裁欠粮牒》以及《新疆吐鲁番发现六朝唐人写经》三则跋文的全文，收藏在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资料库，今已由刘雁翔先生过录发表[17]，让我们得知冯氏对所藏文书和佛经的内容所做的提要和考释。我们非常希望将来能在甘肃省图书馆等处找到冯国瑞收藏吐鲁番文献的原件。
四、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除收藏大量的敦煌写本外，也有少量的吐鲁番文献。据甘博提供的资料，该馆藏有五个编号的文书，其中三个编号各有两种文献，其目如下：
1 书札残页（东晋）
2（A）羊绢交易帐（唐）
2（B）出卖驼毛等物帐（唐）
3（A）武周西州天山县田亩帐（唐）
3（B）武周如意元年高待义杂写（唐）
4《论语》残纸
5（A）《诗经》残片
5（B）书信残片
其中的东晋书札残页，裂为四块，即所谓“潘岳书札”，秦明智撰《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潘岳书札残卷考述》，对其做了校录和研究[18]。据秦先生文，甘博所藏吐鲁番文书，都是20世纪50年代征集来的。其中潘岳书札和天山县田亩帐、如意元年杂写以及1930年2月15日黄文弼先生在乌鲁木齐时给益珊厅长的信，黏贴在一个厚纸本上，原为民国初新疆省财政厅长徐谦（字益珊）所藏，1958年由其次子徐懋鼎先生捐赠。
笔者曾于2010年3月30日与徐俊先生一道访问甘博，承蒙俄军馆长的关照，得以见到秦先生所说的厚纸本。徐俊先生校录了“潘岳书札”，笔者则过录了天山县田亩帐和如意元年杂写，所谓“天山县田亩帐”，应当是一件户籍，残存4行文字，上有印痕，当为“天山县之印”。黄文弼先生书信，前面附有吐鲁番出土延和八年索众保墓砖文字，后面信文主要是考释该方墓砖的内容。
五、辽宁省档案馆
按照一般的情况，中国的档案馆收藏的都是明清以来的档案，更多的是民国和解放后的档案。正是因为如此，一篇名为《唐代档案》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仔细拜读，这里所谓的“唐代档案”，实际上是六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原为罗振玉收藏，被携带到伪满洲国的沈阳，捐献给省立奉天图书馆。1948年沈阳解放后，转归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1969年后，转入辽宁省档案馆收藏[19]。笔者根据《唐代档案》一文发表的黑白图片，对着六件文书做了初步考释，发现其中五件是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为同组的开元二年文书，另外一件是唐西州诸寺法师名簿[20]。以后，陈国灿先生从辽宁省档案馆获得更为清晰的彩色照片，对这些吐鲁番文书做了进一步的考释研究[21]。
六、上海博物馆
上海是中国东部地区最大的文化都会，许多学者、文人、收藏家汇聚其间，因此在具有一定规模的敦煌文献收藏单位中，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也颇为可观。但是有关吐鲁番文书的收藏，则并不丰富，除去有些不好判断出土地的佛经之外，明确可以说是属于吐鲁番文书者，就是一件《唐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文书。这卷《请纸案卷》的主体部分，现在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为大谷探险队所得，其他残片见于黄文弻所获吐鲁番文书，不知何故，《案卷》的一件散落到上海，为上博收藏，编号为“上博31”。这件文书的图版首次刊布在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印行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展览图录中[22]。小田义久指出它应当出自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23]。笔者根据大谷光瑞的行踪，怀疑此件也是大谷文书的组成部分，而被大谷光瑞带到上海[24]。现在，这件文书的彩色和黑白图版已经正式发表[25]，《请纸案卷》整体也有了从书法和文书制度方面的比较透彻的研究[26]。上博藏卷虽然是一个案卷的一小部分，但却是这件对于唐朝公文制度、纸张用途等方面的研究极其重要的文书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上博13号《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卷下，题签云：“晋人写经，颇具汉魏遗法，陶庐老人得之吐鲁番三堡土中，稀世之宝耶？”有甲寅（1914）十月王树枏题跋，称“宣统二年得之吐鲁番三堡土中”，并以之赠冯公度[27]。
七、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一样，是上海地区敦煌文书的收藏大户，其中也有一些吐鲁番文献。1986年，吴织、胡群耘发表所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28]，使人略窥上图藏卷的大致内涵，但没有图版，不得其详。1999年6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的《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大型图录四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给学界带来丰富的研究素材，包括其中的吐鲁番文献。
上图第021号《妙法莲华经》卷六，有高昌义和五年（618）题记：“义和五年戊寅岁十月十一日，清信女夫人和氏伯姬，稽首归命常住三宝。”[29]因为题记文字早在上述《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中就有录文，所以学界并不陌生。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一文，曾推测题记中的“夫人和氏伯姬”，很可能是高昌王国晚期曾一度取代麹氏而执掌高昌王权的政变首脑之妻[30]。现在可以看到全卷照片，原卷各品题下，有朱书“和夫人经”，这是敦煌吐鲁番写经中十分少见的做法，也说明这位和夫人非同一般。该卷楷体字较一般写经浓重端庄，显然是高昌地区精心抄写的佛经之一。不论从性质，还是书法，这卷都值得珍重。
上图第019号《天宝八载（749）公文》虽然字数不多，但却是原本属于唐朝西州的一组文书中的一件[31]。文书中提到的“府罗及”和“〔仓曹〕参军庭兰”，又见于斯坦因（A. Stein）在阿斯塔那墓地所获吐鲁番文书、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等，这组文书据陈国灿先生考证，应当都是属于《唐天宝八载西州仓曹检勘诸仓仓粮案卷》，其中普林斯顿藏卷之一的纪年是“天宝八载三月廿四日”，亦有“府罗及（陈录作“通”）”和“仓曹参军庭兰”署名[32]。因此，上图的这件所谓“公文”，应当是同组案卷中的一件，应当定名为“唐天宝八载西州仓曹检勘诸仓仓粮案卷”。
八、首都博物館
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一批敦煌吐鲁番写卷，笔者曾经在旧馆搬迁之前的2002年1月17日、2005年2月25日，两度与王素先生应邀前往检阅其收藏，其结果由学生余欣整理成文，三人联名发表，题曰《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及《续》篇[33]。因为时间匆忙，无法做细致的比定工作，有些题记也没有来得及抄录，还有部分残卷没有过目。可喜的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北京燕山出版社最近即将刊布全部首博所藏敦煌吐鲁番写卷。笔者有幸帮忙校读叙录，得见所有写本清晰照片。其中，可以比较确定为吐鲁番写卷者，只有一个编号的三个残片。
编号为32.559的佛经残片卷子，引首题：“两朝遗墨，辛亥季夏，素文题签。”此卷裱佛经残片三段，今比定为《妙法莲华经》卷三、《妙法莲华经》卷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六。后有辛酉（1921）冬十月宋伯鲁跋，称：“自敦煌石室开后，一时梵筴流传，几于家手一编。长少白将军惜其散佚，汇而送都，于是得之者绝少。余从将军游西域，与襄臣同在幕府，故吉光片羽，亦得什袭而藏。然当时写者，皆经生辈，略具点画。至于精工若欧虞，殊不多觏。故余亦不甚惜之。此襄臣所藏，久别来京中，出以见示。书不必佳，然自是旧物，不易致，此后恐益寡。襄臣之宝此也，岂不宜哉！辛酉冬十月，醴泉宋伯魯。”[34]宋伯鲁所称从长庚（少白）游西域，与襄臣同在幕府。而题签者素文即梁玉书，时任新疆清理财务官。考虑到这相关人物都在新疆为官，故此本卷当出自吐鲁番。
九、永登县博物馆
甘肃永登县博物馆藏有若干敦煌吐鲁番写卷，其中有一卷轴题签作“六朝敦煌经壹卷”，有段永恩跋称：“壬子（1912）夏六月立秋前十日，晋三司马卸迪化篆务，又为检收行李，接署吐鲁番厅事。偶于箧中觅得六朝及唐写经残卷，嘱余装池，为之题跋，以作他日纪念。”[35]按，张晋三名华龄，1912年7月由迪化县知县调任吐鲁番厅同知；翌年改任吐鲁番县知事，至1914年年底卸任。据此可知，虽然题签作“敦煌经卷”，但实际上是吐鲁番出土写本。卷轴中裱残经四种，分别编作005-008号，内容已比定为《大般涅槃经》卷三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卷六、《妙法莲华经》卷三，每种后均有段永恩跋[36]。
十、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这里也收藏有不少敦煌吐鲁番文书，相对来说，吐鲁番文书的收藏似乎更多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曾经到吐鲁番进行考察的黄文弻先生所获文书后来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封面是因为王树枏、梁玉书、段永恩、罗振玉、吴宝炜、罗惇㬊、周肇祥、唐兰等著名收藏家旧藏的吐鲁番写经和文书也陆续进入该馆。这些文书除了黄文弻所获在他本人所著《吐鲁番考古记》中基本上刊布外，其他资料则外界所知不多，直到1994年出版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以下简称《大观》）第12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37]和1999年出版同书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38]，学者们才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国博收藏的吐鲁番文书的基本情况。
国博藏的吐鲁番写经部分，分别来自几个藏家，大多数写经在私家收藏时已经装裱成卷，《大观》第11卷在解题中影印了原藏家的题签和跋文，让我们得以获知原本收藏的一些情况。
1．吴宝炜旧藏所谓“八段残经长卷”（未记题签）。据卷尾吴宝炜（字宜常）跋，这八段写经残片是陈秋白得于新疆，后经其侄陈壬林手，转售与吴宝炜。1964年，历博自庆云堂购入。八件残片《大观》均予刊布，除一件不知名外，有《法华经》三、《涅槃经》二、《放光般若经》和《金光明经》各一件。
2．梁玉书旧藏《六朝写经残卷》（《大观》称“十四段残经长卷”），签题下有“素文先生珍藏，晋卿题签”字样。卷首有王树枏（字晋卿）、潘震、吴宝炜跋文，卷中有吴宝炜、王树枏、宋小濂跋[39]。据卷首吴宝炜跋，此卷为梁玉书（字素文）得自新疆，梁氏在北京售出时，多数为白某“贩售东瀛”，吴氏只得其中三卷。本卷裱残经十四段，《大观》选印十三件，内容有《法华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涅槃经》、《摩诃般若经》、《优婆塞戒经》、《贤愚经》等。吴氏跋文中所说的“白某”，即白坚，民国年间曾将包括敦煌吐鲁番写卷在内的许多珍贵文物倒卖到日本[40]。
3．梁玉书旧藏《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大观》称“五段残经长卷”），签题下小字题“出吐鲁番，素文珍藏”，卷尾有郭鹏、翁廉和吴宝炜跋，应当也是吴宝炜与白某所争得的三卷之一。所裱五件残经，《大观》选印其四，有《摩诃般若经》二、《十诵律》和《金刚经》各一件。以上梁玉书旧藏两卷，都在1964年由吴宝炜后人转售给历博。
4．段永恩旧藏《六朝以来写经碎锦》（《大观》简称“碎锦册”）。签题为段永恩（字季承）自署，册中裱有其任职新疆期间所得文书、写经等，有段氏题跋四则[41]。《大观》选印八种，可比定者为《法华》、《涅槃》，其他均未比定，说明册中多是残片，但共有多少片不明。
5．王树枏旧藏所谓“三段写经长卷”（未记题签），卷前有王树枏跋[42]，尾有吴昌绶、汪律本跋。吴跋称残经得自吐鲁番鄯善。汪跋写于癸丑（1913）初冬，时该卷已为程均孙所有。三段残经分别是《增一阿含经》、《贤愚经》、《摩诃般若经》。
以上五个长卷所裱残经，是清末任职新疆的官员王树枏、梁玉书、段永恩、陈秋白等所得，主要出土地当在吐鲁番。过去我们知道，王树枏的藏品后来多数辗转入藏日本书道博物馆；梁玉书旧藏吐鲁番残卷，笔者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见到装裱成册的八函，又在古书店图录上看到一个素文珍藏的卷轴装写经，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也藏一函[43]，它们的装裱形式与国博所藏《六朝写经残卷》和《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完全相同。《大观》在编辑时，把这些原裱贴在卷中的残片抽出，按年代顺序重编，计有1-35/43号，从晋、北凉到北朝，这对于辨识书法演变的源流颇有帮助。
国博所藏的吐鲁番文书，主要是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古时所获和罗振玉旧藏。黄文弼所获已印入《吐鲁番考古记》[44]，虽然图版质量欠佳，但基本上都发表了；罗振玉旧藏，过去也都由罗氏本人印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45]；这两部分，这里不再赘述。
其他的吐鲁番文书虽然零散，但不乏珍品。属于高昌郡时代的《建平六年（442）田地县催诸军到府状》，十分完整，对于研究高昌郡军政体制等都极有参考价值。文书上钤“周肇祥所鉴定”印，早在1934年5月就由周氏影印在《艺林月刊》第53期。可惜这个杂志纸质不佳，一些图书馆是不让人随便翻阅的，所以学界很少有人见到其真迹。唐长孺先生在开始研究高昌郡行政制度时，曾转录此件文书，但因为没有见到原件或照片，致使两次发表，都没能给出准确的录文[46]。现在清楚照片在《大观》中发表[47]，学者们可以正确使用，新版《山居丛稿》已经订正相关录文[48]。
罗惇㬊（号复堪）旧藏的《唐人真迹》两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价值更大。两卷装裱形式相同，大字书“唐人真迹”，下小字写“出鄯善县，复堪珍藏”，分别标“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中三纸，一为《定远道行军大总管牒》（《大观》第37号），存字15行，记开元五年（717）奉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可汗文，自西州差人至军，判补盐泊都督府表疏参军事[49]，于西域史研究至关重要。另外两件残片（《大观》第49—50号），审其内容，应当也是同一组文书的残片[50]。第二卷也裱有三纸，都是关于开元十三年长行坊的同组文书（《大观》第23-25号）[51]。这两组文书，都是首次发表，为此前讨论西域史、长行坊者所未见，故此引起研究者的注意[52]。此二册《唐人真迹》和罗振玉的《敦煌石室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册子，都是唐兰先生1948年在北京购得，1982年由唐兰后人捐赠给历博的。
罗惇㬊旧藏中还有一首《唐三时词》，鄯善出土[53]。此类俗文学作品，也比较难得。
国博所藏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一件《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与北大图书馆藏D205号可以缀合，相关情况见上北大图书馆部分。据《大观》，此文书是唐兰旧藏，1982年由唐家捐赠历博。
至于佛经、文书之外的吐鲁番出土典籍类的残卷，主要收入《大观》第12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其中主要是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刊布过的《白雀元年衣物疏》、《文选序》、《尚书·大禹谟》、《毛诗·简兮》、《孝经·三才章》。
十一、中国国家图书馆
从清末的京师图书馆，到民国时期的北平图书馆，到解放后的北京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这里都是中国敦煌文献的最大藏家，除了收获清廷调运的敦煌藏经洞劫余遗书外，该馆也陆续征集、收购和获得国家调拨了许多写卷，其中也包括一些吐鲁番文献。目前，所有该馆所藏“敦煌遗书”都已公布，其中明确为吐鲁番的资料有以下六个编号。
BD13792（原编号善5177）《大智度论》卷五一，写卷题签：“六朝北凉写经残叶，计六十二行，宣统辛亥九月十八日，澄斋。”是王树枏作为礼物赠给恽毓鼎（字薇孙，一字澄斋）的，有王氏1911年致恽毓鼎书信及恽氏1915年题跋[54]。恽氏跋文对吐鲁番发现《且渠安周碑》的年代首次给予正确判断，笔者曾抄出讨论[55]。原卷影印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1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334—346页；条记目录，129页。
BD13799（原编号简71482）吐鲁番出土文献残卷册页，封题“刻经蒙字剩纸杂存，宣统孟秋，素文珍藏”，知为梁玉书旧藏，字体及封皮装裱形制与静嘉堂藏本完全一致[56]。册内装裱吐鲁番所出残片168片，约一半为汉文刻本佛经，一半为回鹘文写本，有段永恩跋文一则[57]。影印本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1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379—384页；条记目录，134—137页。
BD14741为册页装，内裱12残片，多出吐鲁番文书，有乙卯（1915）三月罗振玉跋，称：“此册为药雨先生（方若）所藏。计《佛名经》三纸、雕本二纸、写本五纸、畏吾文二纸，乃故高昌故虚出土。”据考，残片内容有《佛名经》卷一、刻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六一、《大般涅槃经》卷三五、《贤劫经》、草书写经、回鹘文文献。原件影印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33册，33—48页；条记目录，6—8页。
BD14915（原编号新1115），有佛经残卷一轴，其上粘贴《大般涅槃经（北本）》卷二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七、《大般涅槃经（北本）》卷三八残卷，有王树枏分别写于庚戌（1910）十一月七日和甲戌（1934）仲冬的两条题记，后者提到：“余所藏六朝卷子，凡有年号、人名者，多落于顾巨六、白坚甫之手。缘一时困乏，糊口维艰，割爱出售，亦不得已之举也。此数纸，亦北凉残卷，贾人将首尾割裂，零售分销，而年号、人名，遂不可考矣！”此为八十四岁老人对所藏吐鲁番经卷售予顾鳌（字巨六）、白坚（字坚甫）之事的自我表述，十分珍贵[58]，此三段北凉写经残卷为王树枏剩余之物。另有宋育仁1914年题跋1则，称此残卷出土自鄯善吐峪沟。影印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3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74—178页；条记目录，12—13页。
BD15158（原编号新1358）《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写卷，卷轴外题签“唐经真迹卷，友字第十五号”，有辛亥（1911）端午王树枏跋，称为芸初（李凤池）所藏。另有梁玉书题跋一则，云系辛亥冬刘谟出此属题[59]。影印本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40册，46—48页；条记目录，5页。
BD15370《贤愚经》卷一（原编号新1570），背面为通卷回鹘文，尤为珍贵。卷轴外题签：“唐人写经残卷，高昌出土，素文珍藏。第九号。”知原为梁玉书旧藏，有王树枏题跋，已断定背面为“此畏吾儿书也”[60]。笔者1990年代后半调查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时，曾见此卷轴内夹有陈寅恪致袁同礼信札一封，对回鹘文卷做了简要的考证[61]。笔者后来将此回鹘文长卷信息告知新疆博物馆伊斯拉非尔·玉素甫馆长和她的女儿迪拉娜，迪拉娜就以此作为她在中央民族大学跟从耿世民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对象，并且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成果[62]。现此卷图版已收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43册，155—165页；条记目录，7—8页。
十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也收藏有《北凉赀簿》三件，与北大图书馆所藏为同组文书，两处所藏五件原本是分属不同人先后所造的两份赀簿。
科图三件系购自“二孟斋”，据称原出吐鲁番胜金口。其照片和部分录文，最早在1958年由贺昌群先生发表，但因为没有相关参考资料，当时定名为“赀合文书”，年代为高昌国末期到唐初[63]。以后，池田温、堀敏一诸氏又做了进一步的考订，年代均放在高昌国时期，名称沿贺氏之说[64]。直到1980年，朱雷先生结合北大图书馆所藏，才正确判定出这件文书的年代和性质[65]。相关情况已见上述北大图书馆部分，此不赘述。
附：赵星缘藏卷
其实，早在1928年7月11日岀版的周肇祥编《艺林旬刊》第19期上，就刊布了一件《北凉赀簿》的若干残片，原为黏贴在一个鞋底上的若干残片，只有正面图版，可惜没有背面照片[66]。上世纪90年代初史树青先生在天津古籍出版社重刊《艺林旬刊》，这组文书才为学界所知。王素先生即刻撰文整理，确定也是《北凉赀簿》，但却是与北大、科图藏不同的另外一件赀簿[67]。《艺林旬刊》刊布的文书为赵星缘所藏，但目前不知所在。
迄今为止，中国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还没有公布，其中是否有散藏吐鲁番文献尚不清楚，相信还有不少资料有待调查。
（2016-2-23完稿，原载本书编委会编《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荣诞祝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5月，26-39页）
[1] 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33—43页；收入其《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1—24页；又收入《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5页。
[2] 町田隆吉《吐鲁番岀土“北涼赀簿”をあぐつて》，《东洋史论》第3号，1982年，38—43页；关尾史郎《“北凉年次未详（5世纪中顷）赀簿残卷”の基础的考察》（上），《西北出土文献研究》第2号，2005年，42—56页。
[3] 裴成国《吐鲁番新出北凉计赀、计口出丝帐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期，65—103页；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的渊源》，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の新研究》，东京：东洋文库，2009年，201—212页。
[4] 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38—239页，附录30页，彩版12。
[5]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560页。
[6] 无名氏《唐开元户籍残本之二》，《艺林旬刊》第55期，1929年7月1日，第1版。
[7] 无名氏《唐天山县户籍残本》，《艺林旬刊》第29期，1928年10月11日，第4版。
[8] 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33—43页。
[9]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226—227页，附录29页，背面在前，正面在后，均已据笔者考订缀合。
[10] 杨文和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东京：柳原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182、237页。
[11] Yamamoto, T. et al.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Tokyo: Toyo Bunko, 2001, (A), p. 35; (B), p.39.
[12] 朱玉麒曾錄全文，見所撰《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2期，86页，二一号。
[13]《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42—45页。
[14]《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53—358页。
[15] 池田温《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简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05—126页。
[16] 陈国灿《读后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126—128页。
[17] 刘雁翔《冯国瑞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题跋叙录》，《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60—64页；又《冯国瑞敦煌写经及吐鲁番文书题跋叙录》，颜廷亮主编《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381—386页。按两文除题目有一字之差外，内容均同。
[18] 《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53—61页。
[19] 辽宁省档案馆《唐代档案》，《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2—5页。
[20] 荣新江《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29—35页。
[21] 陈国灿《辽宁省档案馆藏吐鲁番文书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2001年，87—99页；又载《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1期，3—14页；收入作者《论吐鲁番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64—177页。
[22] 高美庆编《敦煌吐鲁番文物》，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7年，21、70页。
[23] 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と吐鲁番文书について》，《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所报》第11号，1988年，1—3页；又《大谷文书と吐鲁番文书の关连について》，《东アジア古文书の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Ⅶ集)，东京：刀水书房，1990年，129—146页。
[24]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58页。
[25] 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博物馆合编《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彩版23，257—259页。
[26] 毛秋瑾《〈唐开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研究》，孙晓云、薛龙春编《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01—212页；雷闻《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与唐代的公文用纸》，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23—444页。
[27]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1册，111—113页。朱玉麒所录王树枏跋文，见所撰《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94页，三八号。
[29] 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彩版7，136—150页。
[30]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63—188页。
[31]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1册，133页。
[32] 陈国灿《美国普林斯顿所藏几件吐鲁番出土文书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1997年，113—114页。
[33] 《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8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166—174页；《首都博物馆丛刊》第21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126—137页。
[35] 朱玉麒《段永恩与吐鲁番文书的收藏与研究》，王三庆、郑阿财编《2013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2014年，35—36页。
[36] 苏裕民、谭蝉雪：《永登县博物馆藏古写经》，《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81—84、88页；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第3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首彩图4页、326—330页；《叙录》，364页。
[37] 史树青总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2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吕长生主编，东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
[38] 史树青总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杨文和主编，东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
[39] 朱玉麒曾录其中王树枏跋文，见所撰《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83—84页，一六号。
[40] 参看高田时雄《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写本研究年报》创刊号，2007年，1—26页。
[41] 朱玉麒整理本，见所撰《段永恩与吐鲁番文书的收藏与研究》，38—40页。
[42] 朱玉麒所录王树枏跋文，见所撰《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88页，二五号。
[43]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183—193页。
[44]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二版，1958年。
[45] 罗振玉编《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上虞罗氏刊行，1939年。
[46] 唐长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19页，改行处所有误；后收入《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357—358页，漏掉最后一行字。
[47]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彩图Ⅵ，图123—124页，文220页。
[48] 《唐长孺文集·山居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70页。
[49]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图176—177页，文235页。
[50]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图193—194页，文239—240页。
[51]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图150—153页，文229—230页。
[52] 刘安志《跋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2002年，210—225页；收入作者《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77—205页。
[53]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图195—196页，文240页
[54] 朱玉麒《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91—92页录有王树枏跋全文，三三号。
[55] 荣新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燕京学报》新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8页。
[56]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193页，注20。
[57] 朱玉麒整理本，见所撰《段永恩与吐鲁番文书的收藏与研究》，41—42页。
[58] 笔者调查时曾过录王树枏跋全文，朱玉麒整理本见所撰《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84—85页，一七号。
[59] 笔者曾录王树枏、梁玉书跋全文，朱玉麒整理王氏跋文见所撰《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90—91页，三〇号。
[60] 笔者调查时曾录王树枏跋全文，又见朱玉麒《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91页，三一号。
[61] 笔者曾将此信复印件及录文提供给陈寅恪先生女公子陈美延女史，她随即将其收入《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5页。
[62] 此卷的转写、汉译、注释收入迪拉娜·伊斯拉非尔《吐鲁番发现回鹘文佛教新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
[63]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岀版社，1958年，106页。
[64] 池田温《〈西域文化研究〉第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の批评と介绍》，《史学杂志》第69卷第8号，70—74页，文书录文收入其《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岀版会，1979年，310页；堀敏一《均田制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 303—306页。
[65] 上引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66] 退翁（周肇祥）《北凉文状》，《艺林旬刊》第19期，1928年，第4版。
[67] 王素《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补说》，《文物》1996年第7期，75—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