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京坊里谱》(杨鸿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528页，29.2圆)
此书为杨鸿年先生的另一著述《唐代宫廷建筑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的姊妹篇，本书不叙两京宫城、皇城建置，但对隋唐长安、洛阳两京外郭城的坊里的史料进行叙述、增补和考证。
本书虽然是仍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下简称《城坊考》）为基础进行增补校订，但却有自己的特色。作者把《长安志》、《城坊考》对两京外郭城的建置沿革、变迁等等记述重新整理编排，一改以往先西京后东都，从街东到街西的形式，而是以笔画顺序来排列两京各坊，在体例上有所发明。同时，作者以按语的形式对有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以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第一图《长安城图》、徐松《长安城图》、足立喜六《长安城图》、福山敏男《长安城图》及《咸宁（长安）县志·长安坊里图》作参照，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该书内容可分为四部分：一、坊里目录；二、是各坊具体的内容记载；三、附录缺名坊资料；四、隋唐两京各种建筑所在坊里索引。以下依次评介各部分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部分坊里目录，按笔画顺序排列长安及洛阳的坊里，对于想了解两京的每一坊具体内容的研究者来说，该目录便于查找。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作者在每一坊下，先是分别述录《长安志》、《城坊考》对每一建置的记载，说明《城坊考》对于《长安志》取舍及其原因，这使读者对《长安志》和《城坊考》的记载一目了然。在此之后，作者以按语形式结合今人的研究，进行比较论证，同时给出自己的观点，对于不能究其实的地方，作者并存诸说，以存疑的方式列出以待考证，其态度是认真、严谨的。本书并不是仅对别人的研究进行汇编，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作以考证研究，在这一部分既有前人研究总结，又有自己的论证和增订。首先，作者对《长安志》与《城坊考》及《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以下简称《校补记》）的讹误有所订正。一方面是对所记有所混淆的坊里的考证：《长安志》因不记洛阳而使两京的个别坊名在记载上有舛误，徐松在《城坊考》中又审之不详而踵其错误：《城坊考》在西京长兴坊的张嘉贞宅下称“无思顺坊”的记载是复述《长安志》的，杨先生指出此说系《长安志》不记洛阳之故致误，而《城坊考》虽兼述两京，却因疏略仍袭这一讹误。而实际上，思顺坊乃是洛阳一坊，并以史料证明张嘉贞在东都思顺坊有宅（202页）。又如徐松把正平坊作为辅兴坊的别名，阎文儒先生在《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601页）里也持此说，但作者经过排比史料，论证正平为东都洛阳的一坊，长安并无这一坊名（68—69页），这一论证结果与辛德勇的考证（《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37页）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是对各坊里的记载进行考订纠误。如作者指出《校补记》中关于宣平坊裴遵庆宅的记载，系误解《国史补》的“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东市两街”所致，裴遵庆的宅第在升平坊，《城坊考》原来的记载是正确的（179页）。这一考证辨误，《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所刊裴遵庆神道碑可以确证。其次，作者在前人已利用过的唐代史籍、笔记小说等传世的史料当中细心搜检，又辑出一些前人疏漏之材料对徐松的《城坊考》的内容有所增补，于每一坊下将有关的史料记载一一列出，同时，也注意运用新材料来进行增补。如《城坊考》于崇义坊条下载：《通鉴》，甘露之变，右神策军获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于崇义坊，斩之。作者又于《册府元龟》卷九五三中搜集到类似的记述，并且增补了《旧唐书·五行志》中与该坊有关的一条记载（264页）。又如，新昌坊白居易宅下，作者又于《全唐文》中辑得一条加以补充（354页）。象这样的史料的汇总补充书中尚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该书中，作者还利用了1983年5月西安史迹文物展览会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比定出一些坊现在所在的地理位置，象崇义坊、通义坊、安邑坊等等，这是以前诸多增补中所未见的。此外，作者在利用出土墓志进行增补时，比较注意京兆中城内的里与郊区的里的区别。作者据《全唐文》卷二二七张说《元城府左果毅赠郎将葛公碑》“〔夫人〕薨于京兆三真里”补三真里（1页。关于三真里为修真里之误的论证，见朱玉麒《〈唐两京城坊考〉增补小议》，《书品》2000年第6期），《全唐文》卷六八○《大唐故贤妃京兆韦氏墓志铭序》所补上好里（9页）都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又说明并不一定就是长安城之内的坊。笔者较赞同这种态度，因唐京兆府直接管辖的有二十三县，京师长安包括长安、万年（天宝七年改万年为咸宁，乾元二年，复曰万年）两县，县下又辖城外的乡，加之隋唐长安的“坊”与“里”又混用，京兆某里或有可能是别的县的里，或是有可能是长安、万年两县在郊区的“乡”下所设的“里”而不是长安城内的坊里，所以在京兆某里的这种情况下，增补长安城里坊名还是应审慎对待的好。否则，这样也会人为地增加长安城内的坊里之数，使之与历史事实不符，给研究带来困扰。最后，本书除了对传世文献史料收集详实是令人佩服的，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对所引史籍、墓志、碑刻和诗文俱给予了明确的出处，这为研究者进一步的利用和理解资料提供了便利，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价值所在。
但我们在肯定本部分的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存在不足之处。
一、此书完成于1987年，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也有所遗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关朱雀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和第二坊为善和坊和通化坊两坊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向来众说纷纭，但黄永年先生在1985年《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上所发表的《述类编长安志》中，从此书的编纂特点和版本校勘的角度已作过考定，后又经辛德勇先生（前引书，26—27页）、赵力光先生（《唐长安城善和通化两坊考》，《文博》1993年第5期）进一步的论证，并且，日本森鹿三和松田寿男合编的《亚洲历史地图唐长安图》也据福山敏男同样的结论补上了善和与通化两坊。但本书所附图却仍依《城坊考》，并且在论证过程未引黄先生的论证，对该问题仍未作定论，不免使人遗憾。二、有的论证并不是很详细清楚，关于“安善坊”的问题，作者同意《城坊考》及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的“安善”系“崇业”旧名之说，而对城东另有“安善”一坊名，一城之内二坊重名的现象未作出解释（264页）。三、书中有审之不详与疏漏之处，如晋昌坊中，作者就《全唐文》卷二二四梁未宾《大唐故朝议郎行泽王府主簿上柱国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铭序》中“夫人晋昌唐氏”的记载补以唐氏宅。理由是唐世习惯以坊名冠于官称姓氏之上，推测若无他解，则晋昌坊应有唐氏宅（325页）。唐朝的确有以坊名来称呼或指称居住在坊里的有影响的人物或是具有某种特色的家族，象靖恭杨家指杨汝士等兄弟、修行杨家指杨收兄弟、亲仁后裔指郭子仪之后代，李安邑指居住于安邑坊的李德裕、刘光德指刘崇望。在姓氏前加以坊名的记载见《唐代墓志汇编》残志三一“故今之勖人者，举曰修行郑氏，……。修行其第之里名也。”因在姓氏前加以坊名，易与郡望相混淆，所以在后加以补充说明。而此处的晋昌唐氏，无此说明，且瓜州晋昌郡唐氏为此地大姓，所以这应是瓜州晋昌而非长安之晋昌坊。又如作者虽注意到了有光天观和先天观的区别，但却认为《唐会要》务本坊“光天观”系“先天观”之误，应纠正，这一论断是失考的（288—289页）。关于“先天观”应为“光天观”，阎文儒（《两京城坊考补》）、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诸位先生均有论证，此不赘述。此外，《唐会要》卷五○载平康坊中有华封观，所记建观始末完全同于《长安志》，《城坊考》对该坊中的万安观的记载，因此，作者认为万安观又名华封观（62—63页），但作者却又疏漏了在兴宁坊下也有华封观，为高力士舍宅所立（435页），这因《长安志》、《城坊考》把太平公主、姚元崇宅、郭虔瓘宅所记于平康、兴宁两坊中所致，因此，这一问题尚待考订，而不能遽断定华封观就是万安观别名。四、书中有宅第重出的现象，如怀远坊下，戴夫人宅与戴氏宅所用材料相同，本是一宅，但作者却分为两宅作以记载，未知何故（454页）。五、笔者觉得作者有些增补之处还是值得商榷的。在新昌坊下作者根据《太平广记》卷四八六载天宝九年夏六月，韦崟与其从妹婿郑六会饮于新昌里推测新昌坊或有旗亭、酒楼之类（356页），我认为理由并不是很充分，也有可能是会饮于其宅第。另作者据《太平广记》卷八四《义宁坊狂人》：“元和初，上都义宁坊有妇人疯狂，……常止宿于永穆墙下。”疑此“永穆”或是义宁坊中一墙名，或是永穆坊之墙（54页）。但阎文儒先生在兴宁坊条下曾补一“永穆观”，笔者认为或许此系该观之墙。
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是收集《全唐文》、《千唐志斋藏志》、《八琼室金石补正》以及《芒洛冢墓遗文》所录碑文中坊名缺一字者，作者不妄加填补，别列出，以供参考。
第四部分，为两京外郭城中寺、祠、衙署、宅第等等具体建筑的索引，凭藉此，我们很快可以查到其在两京中具体的坊里，这也是本书较之于他书的一突出特点。
目前，根据考古发掘和大量出土墓志，对唐代两京建置增补考证的成果很多,这些成果是更深层次地研究两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为都市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在据新出土的史料和墓志进行增补的时候，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众多的增补中，往往忽视遗漏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两京的记载亦可对两京的地理、历史有所增补。陈国灿先生在《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316—343页）一文中，已经根据阿斯塔那206号墓中出土的唐代质库帐历补长安新昌坊民宅数处，池田温和妹尾达彦两位先生也将此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但在诸增补的著作中，却未见利用。除此之外，根据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中“宣阳赐宅，廪实九年之储；锡壤千畦，地守义川之分”，可丰富两京城坊考中对宣阳坊中张议潮宅的记载，并可知其有庄等等居住环境和方式。同时，该碑文中关于张议潭“春秋七十四，寿终于京永嘉坊之私第”的记载（碑文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附录），我们于永嘉坊下又可增补“张议潭宅”一条。除此之外，就是在已发表的出土墓志中，仍有疏漏，据此我们还可以对两京的坊里宅第加以增补。
在此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据墓志进行增补时，我认为结合两京已有的记载和墓志的内容，加以分析鉴别后再做增补是必要的。墓志中某人卒于某坊里，未必就可以据此补以此人之宅，要考虑妇女长期居母家而卒于母家，兄弟同居一坊，几代同居一宅的情况，否则，只凭某一墓志就增补一坊一宅，往往会使宅第重出，这将影响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
对两京的增补考订，随着新墓志材料的出土、整理和发表，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为以后我们进行两京的诸层面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鸿年先生的《隋唐两京坊里谱》对我们今后深层次地研究两京具有重要价值。
原载《唐研究》第六卷，2000年
